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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国际市场新常态打造工程承包升级版 —PPP/BOT模式在国际工程中的应用

时间:2016-11-23      文章来源:

顺应国际市场新常态打造工程承包升级版

PPP/BOT模式在国际工程中的应用

/ 吴之昕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走过的坎坷历程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派遣大批劳务出国,当时用工模式属于劳务技工,条件非常艰苦。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主要是技术分包或是施工分包。

第三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承包商已经把工程承包跟设计院结合在一起,以 EPC 的形式来承接国外项目。例如中国援外项目、使馆项目等。本世纪初,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产生 F+EPC 的模式。中国承包商不仅做 EPC 的工程,还将中国的银行融资贷款给业主方,工程完工后收回工程款,对于承包商来说这种方式比较保险,所以在那一段时期,F+EPC 模式使我国工程承包企业获得很大发展。

时间进入 2015 年,单独采用 F+EPC 模式去推动国际工程承包已经面临瓶颈。需要我们做工程的国家往往资金方面非常困难,而且信贷能力非常低,中国对外国际承包已经走到了一个以资本输出引领工程承包的阶段。

 

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新常态的特点

 

2014 年到现在,制约工程承包市场发展的有以下几点 :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滑坡。本世纪初,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 15%20%,基本都超过 10%,但是,近几年,非洲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回到了 3%5% 67%。第二,资源价格持续低迷,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石油、煤炭、铁矿和其他的矿产价格非常低,有很多矿产品的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第三,由于资源价格持续低迷,资源型发展中国家,已经债台高筑,无力发展。第四,这些国家面临着政权更迭风险。政权更迭的风险显现,反对派要求执政党下台,例如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

以上四点是新常态背景下国际工程承包市场面临的制约和困难。当然,在新常态下还有两个因素对工程承包业是正面的。

第一是基础设施的需求依然是非常急迫。由于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亟需建设基础设施。第二是中国的产能有富余,中国的资本富余,中国的产能跟中国的资本要移出,向世界移出,这是工程承包的利好因素。

 

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优势与劣势

 

中国国际工程总承包企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施工能力大大提高,但是利用第三国资源能力比较薄弱,跟西方国家在当地的工程总承包项目中西方人与当地人13 的比例还有不小的差距。

中国制造业的产品竞争力大大提高,由我国生产的制造业产品质量和价格非常有竞争力,而与之相对比我国工程施工劳务价格优势已经丧失殆尽。

中国工程施工能力不逊于发达国家工程承包商。我国工程承包商施工能力不比西方的工程承包商差,速度快,价格不高,优势明显 ;与之相对应,我们的工程设计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明显弱势,没有话语权。不管是中东市场、非洲市场、东南亚市场,都采用欧洲标准、美国标准。我们工程设计在国际市场上面的份额还非常小。

我国的银行资金力度大大增强。上世纪的 80 年代、90 年代,日本工程承包商能够击败欧美的承包商取得市场,得益于日本的银行对工程承包商的大力支持。我国的银行对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的资金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如果有好的项目,这些银行都愿意支持。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我国的工程承包商在投资策划,风险管控方面缺乏经验,应对措施和专业性不过硬。

 

工程承包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当前,不是基础设施的需求萎缩,而是需求依然强劲。我国原有以资源出口销售收入为支撑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链、资金链断裂,再加上全球经济低迷,增长乏力,资源价格长期低迷,以卖资源来支撑工程承包的资金链断裂,所以现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投资回报资金链来支撑起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重振工程承包业。

如何打造出一个新的支撑工程承包资金链,基础设施投资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这也是工程承包业转型升级的难得机会。同时,提升工程承包业自己的位置,从 F+EPC 往上跨入 BOT,再到 PPP 台阶上,工程承包业完全可以在重构基础设施投资回报资金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策划能够产生有效资金流、具有自融资能力的项目。 self-financing(自融资)项目本身一旦运营起来就有稳定的资金流来回报原来的投资。例如供水、供电项目,电厂或者是电网。以售电、水价的收入作为稳定的资金流 ;公路项目,桥梁、隧道、公路以过路费为资金流来收回投资 ;铁路工程,包括桥梁、隧道,以客户运费为资金流来收回投资 ;港口工程,包括海港、航空港,以机场、港口的使用费为资金流来收回投资。

所以,还是要找能够产生稳定资金流,有自融、自销的能力,以 PPP 或者 BOT 的这种模式在海外承接这种有自融资能力的项目。这是当前工程承包业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市场和机遇。

 

海外基础设施 BOT 项目前期工作

 

商业机会确认阶段准备工作

海外基础设施项目种类非常多,今天主要探讨两个方面,高速公路项目和坑口电厂项目,以这两个项目为例子来看海外基础设施 BOT 项目要做哪些前期工作。

BOT 项目前期工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商业机会确认阶段,首先去拜见中国驻项目所在国的大使馆经商处,大使馆经商处会给出建议。

第二是在此基础上要对这个国家进行详细的风险调研,叫国别风险调研。通过参考工程承包项目所在国的国别报告,针对自己的目标方向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调研。

第三是拜见项目所在国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经过前面的调研、学习,对于这个国家已经有基本的概念和了解。例如,这个国家有什么优势、劣势,它有什么风险,结合大使馆经商处给出的指示和建议,再与项目所在国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沟通。

第四是高速公路需求的调研,包括公路沿线的经济发展前景,公路沿线的经济规划,公路所连接的其他经济建设,沿线交通量的预测,然后调查当地的运输收费的标准。

第五是在前四项工作做好的情况下,与项目所在国交通主管部门签订 BOT 模式建设公路谅解备忘录。签订谅解备忘录以后,商业机会确认完成。

项目立项阶段准备工作

商业机会确认之后,是进行公路全线勘查,重复确定公路路由,如果无法准确确定路由,一定要确定宽度。在勘探和确定路由基础上,开展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和编制项目建议书。在做项目建议书的基础上,向大使馆经商处报告工程项目进展。通过商务部网站,申报项目资产,经过审批获得批准。同时,联系有关银行,出具项目融资意向,联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洽谈项目贷款,确定融资基本框架、条件。之后,向发改委申报 BOT 投资项目备案,对国外投资要同时在商务部、发改委备案。至此,项目立项工作全部完成。

合同签订阶段准备工作

此时,项目已获得商务部批准、银行融资意向函、保险公司的融资条件设定,并在商务部、发改委完成立项。接下来要做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作为贷款、合同签订的重要依据。

第一步是全线地形测绘。如采用物理的钻探、钻探机钻探、路探等方法,完成项目的方案设计,明确桥梁、高填方区域、隧道等。

第二步是与项目所在国政府就项目用地、地材的获得、劳务使用、公路收费标准、税务优惠政策等问题进行磋商、谈判。

第三步是编制项目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包括投资估算、经济评价、内部收益率 IRR、并测算财富的指数经济评价、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节能评价、社会评价。最后是风险评价,包括敏感度分析,等等。

第四步是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与项目所在国公路有关部门草拟商定 BOT 合同,然后进行合同报审,最后完成签约。

EPC 项目的模式下,与高速公路项目相比,BOT项目覆盖高速公路全寿命周期,要设计项目的前期策划和后期运营。作为工程承包商,往往对前期的策划比较深究,但后期运营往往经验不足。公路 BOT 项目成败的关键是整合公路投资建设的服务链、各环节资源。工程承包商与具有国外设计监理、公路工程咨询经验的设计单位合作,并引入经验丰富的公路运营单位。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项目前期工作的核心,是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务必做到数据真实。往往高速公路主管单位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数据不一定真实,要有专业的人员去核实、落实。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来预测。我国有很多这样的公路预测模式,请专家来选择一个适合的科学预测模式、严密论证。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和银行的支持,同项目所在国政府就项目沿线的治安形势、经济增长锁定条件。

 

海外 PPP 项目的风险与管控

 

在国外做 PPP 项目、BOT 项目,是工程承包商提升业务高度的机遇,也是转型升级提升自己的平台。但是,终究PPP项目、BOT项目是个投资项目,投资有风险,所以,对风险的管控要非常重视。PPP 项目全过程往往持续 20 年到 30 年,期间存在种种的不确定因素,务必采取相应的对策。

海外工程的政治风险是第一位

要尽量规避政治风险。对于一个国家,政局是否稳定、是否发生战争,包括内战和外部侵略战争 ;是否发生政变、动乱。一旦这些风险产生,往往是灾难性的。大家都记忆犹新的是 2010 年利比亚战乱,导致中国企业遭受惨重损失。

对于这样的政治风险,至少要有四个对策。首先是切实做好国别政治风险的调查,什么时候进、能不能进,要把握好。我曾经到过非洲一个国家,该国总统非常希望我们去建设一个港口项目,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实地勘察后,认为建设港口的条件非常好,但是,该国总统再过一年就任期届满。这位总统谋求修改宪法继续连任,结果老百姓反对他,举行游行示威。我们判断,在这个时候进去风险很大。因此,切实做好国别政治风险的调查非常重要。

第二个对策是与中国大使馆保持非常密切的沟通。因为大使馆对所在国的政治风险把握得更加准确,一旦有风吹草动,要听从大使馆的建议跟指导。

第三个对策是通过保险公司对项目资产进行政治投保。

第四个对策是提高公司业务的本地化竞争力,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提高对当地的社会回报水平,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有政治风波了,当地的民众、当地的政府还会维护你,使你减少在政治风波下的这种损失。

治安风险关系工程项目成败

要尽量规避治安风险。我们现在做的 PPP 项目大多位于欠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财政拮据、失业率高,有的国家失业率达到 30%、甚至 40%,社会上到处都是游民,社会非常不稳定。又由于这些国家经过长期内战,枪支流落民间,所以持枪抢劫与绑架时有发生。我们到这样一个国家做工程,工程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必须得到保障。这也是影响到 PPP 工程成功与否的大问题。

要与当地政府签订特许权协议,将治安的责任确定为当地政府承担,由当地的政府派军人或者派警察实行警卫。这种安全措施称为被动安全,需要在合同里边进行明确,这样有利于保证项目治安状况的稳定。但是,不等于有了被动安全,责任都在政府方面,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还要有自行地组织安保人员,并采取安保的各种技术措施,例如安装摄像头、挖壕沟、建地下室,一旦出现治安风险,人员可以转移到地下非常隐蔽的地方避难。组织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安防队伍,让当地军人、警察在项目外围进行警备,自己的安防队伍形成主动安全。

政策与法规风险应高度重视

要尽量规避政策与法规的风险。PPP 项目很大程度上是要靠法规法制,确保稳定收入,如果说一个国家法制不健全,法规不稳定,那么会对我们进行一个资金流的测算带来很大的干扰和影响。PPP 项目所在国政策法规往往尚不完善,他们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往往不甚明晰,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甚至有的国家,还会不时地出台一些歧视中国企业的制裁政策,这就形成了政策法规的风险。

针对政策法规风险,我有四个建议。一是投资优惠政策落实之前,不轻易承诺去投资。二是要紧跟国家的战略,借助于我们国家领导高端出访这样的机会,发挥我们国家政府的影响力。做 PPP 工程最好的签约机会是我们国家领导人高端出访,把 PPP 项目的合同纳入到高访见签的范畴。两国国家领导人的签字,对于 PPP 项目是很好的保障。三是要借鉴 PPP 已经成功的案例,向所在国政要推荐 PPP 立法,现在有一部分欠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 PPP 法律。四是要聘请有经验的国际知名律师做法律顾问。

 

汇率风险是投资回报最敏感因素

 

汇率风险是 PPP 项目的经济效益、投资回报最敏感的因素。现在很多个国家兑换美元,汇率波动得非常厉害。我们去做 PPP 项目,在经济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针对汇率风险,有以下三个建议 :

    一是在投资阶段采用混合贷款。通过当地银行贷款,用当地货币偿还,来规避这一部分汇率风险,以减少美元或者人民币的贷款风险。如果投资阶段 40% 是当地货币的贷款,那么 40% 的汇率风险就可以回避掉。二是要求项目所在国政府在合同中承诺一定比例的运营收入,允许按照某一个固定汇率,兑换成坚挺的货币。在 BOT 合同里面明确售电收入,卖水收入,交通过路费的收入,其中 20% 允许兑换成为美元,按照一个固定汇率计算。三是把运营收入锁定当地资源,一种当地非常坚挺的资源。这种锁定之后,即便今后货币贬值,但是资源价格稳定,可以拿着资源出去换钱,规避风险。

 

对话分享

顾勇新:中国建筑学会副秘书长

顾勇新 :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要做一些什么准备,才能有资格走出去?

吴之昕 :我国已经走出国外的企业有很多。例如中铁、中国港湾、中交、中国交通总公司等等,这些企业有很多已经是投资引领。现在不是说我们是要做什么准备出去,而是要研究什么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工程承包的成果。实际上,在欠发达国家里,工程承包市场是中国式战略最多。西方国家都很难跟我们中国人竞争。现在,我们的企业是需要更上一层楼,走上更高的台阶。我认为,要整合资源。中国企业现在关键是要去整合,不要出去单打独斗,勘察设计咨询行业应起到一个智囊的作用。现在,这个智囊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我们的设计单位以及咨询单位走到国外去,跟外国业主、外国监理、外国项目管理公司,在沟通中往往是不敢说,心中没底。这一块要尽快改进,通过产业联盟,让我们的工程实施单位、投资单位、设计咨询单位拧在一起,站到国际市场的高端位置,这是当务之急。

毛志兵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毛志兵 :第一个问题,中国实施的PPP模式与其他国家的相比,有哪些差异?第二个问题,如何管控技术风险。

吴之昕 :现在,PPP 项目在我国国内方兴未艾,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地方债务,都在推进。有很多企业和业界专家认为国内的 PPP 项目发展的速度太快,怕今后会有闪失,因为到时候工程承包商会有资本收回的风险。我个人认为,我国做 PPP 项目推进需要更多的点带面,要有成功的案例,扎实推进。在国外,中国所做的 PPP 项目数量很有限,而且时间也很短,尽管是签了约,开始实施。到最后,是不是能够把钱收回来,能够盆满钵满地回家,还很难说 ;还很难说哪个 PPP 项目已经是成功了。另外,国外的政府控制能力都非常弱,担当能力都非常弱。中国现在的 PPP 项目是政府主动要推,政府有担当。国外的欠发达国家政府基本上没有这种担当的能力,没有钱投入,也没有管理能力。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承包商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担当起来,把各种风险全部考虑进去。

另一个就是他们要求的法规、技术标准,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技术法规上,由于是我们投资,这一问题可以谈。这是因为我们完全投资,应该用这样的一种机会,把我们中国的标准带出去 ;或者是我们把中国标准和西方标准相混合,以中国标准为基础。这样,更便于我国的承包商和设计单位去控制。要明白,他有一套现成法规,当下你要按照他的法规。

另外就是技术风险。技术风险很多,如果我国的承包商、投资商、设计单位、咨询单位跟运营单位能够真正抱成团,技术风险都能够解决,这应该不是问题。只要我们内部各个环节都整合在一起,任何技术问题都能够解决。再就是要利用我国政策、国家地位、资金机构和投资机构的优势,说服这个项目所在国政府接受或者部分接受我国的规范和标准,以此降低自身的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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